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第8条第二款：“行政机关依法对民事纠纷进行调处后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或者作出的其他不属于可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处理，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后，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规定可知，原、被告双方在红阳派出所的调解下达成的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民事合同遵循的是意思自治，而本案的调解协议正是在原被告双方存在争议和纠纷后，以争议的法律关系作为客体，双方根据自己的意思自治，不就各自过错程度和责任大小进行定论，以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为目的，在确定民事权利义务后达成的。达成调解协议时，原被告双方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故原被告双方应根据调解协议所确定的权利和义务，自觉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即双方已经就该事达成了调解协议并履行完毕而失去了实体上的赔偿请求权，原告因此事再向被告主张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