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教师法尚未明确规定教师惩戒权，并不是对实践中惩戒行为的全盘否定。惩戒，是教师进行教学管理的一种方式或手段，具有附属性和工具性，并非一项独立的权能，其最终指向仍然是教书育人之目的。目前，教师法第7条已经明确规定，教师享有“进行教育教学活动”“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等权利。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来看，惩戒权是教师实现教育教学权和指导评价权的必要与合适的手段，其通过法律解释和逻辑推理，完全可以得到立法的肯认，并将在个案中接受比例原则的严格审查。因此，针对教师惩戒权，所谓立法缺位和实践失范的理论质疑本就需要理性认识。在“惩戒权入法”的社会呼声之下，应当跳出立法中心主义的窠臼，深刻认识到惩戒权与教育教学权、指导评价权之间的层次性和包含性，并充分重视法律原则尤其是比例原则的适用空间。 第二，惩戒权的赋予主要针对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主体上具有特定性。无论是山东青岛出台的《中小学校管理办法》，还是广东省司法厅公布的《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送审稿)，抑或中央层面最新出台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这些地方立法或者中央政策文件虽然直接或间接地提出“教师惩戒权”这一概念，但均将权利主体限定于中小学教师，权利行使的对象主要针对未成年人，这一点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尽管不同学段教师的权利与义务不尽相同，亟须立法予以类型化规范。但是，从实然角度来看，时下的教师法作为教师行业的基本法，其权利义务的规定应该着眼于整个教师职业的共性特征，而非局限于某一特定学段的教师。因此，将惩戒权的行使条件、实施方式、范围限度、不法后果、救济途径等问题交由具体的法规、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来明确，似乎更为妥当，如此既有助于推进惩戒行为的规范化与法治化，也确保了法律条文的自洽性以及不同立法之间的衔接性。 第三，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均禁止体罚与变相体罚，但是鲜有立法条文进一步明确规定何为体罚与变相体罚。如果教师法正式载入教师惩戒权，社会公众会渐次叩问:什么是惩戒权，它的边界在哪里，内容和形式又是什么，哪些行为不属于教育惩戒的范畴，惩戒与体罚、变相体罚如何区分，这些都是较为棘手的理论问题，学界尚未形成共识，现有立法也语焉不详。如果抛开这些争议问题，只是模糊地将“批评教育或适当惩戒”作为教师权利之一，必将面临立法语言的精准度质疑和现实中的权利滥用问题。况且，在实践中，学生及其监护人对体罚与变相体罚的理解往往趋于泛化，教师过去经常使用的罚站、罚作业等惩戒手段不时被认为是体罚或变相体罚，对学生的训诫也有可能被贴上“侮辱人格尊严”的标签。如果明确赋予教师以惩戒权，却又漠视其行使范围和实施强度，显然缺乏现实中的可操作性，必将使得教师惩戒权的运用更加形骸化，由此产生的矛盾纠纷不容小觑。对于多数教师而言，仍然会基于尺度的拿捏不准而不敢举起“戒尺”。